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讓各方的關注點迅速聚焦“公共衛生”。對于公立醫院而言，也有了一次重新審視如何向更深處發展的契機。對此，記者采訪了多位代表委員，聽聽他們對公立醫院發展的思考。

敲響了院感的警鐘

雖然感染控制一直是醫院管理的重點，但長期以來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給醫院敲響了一次警鐘。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衛生健康委一級巡視員劉冠賢希望能明確感控科在醫院的定位。他說，“非典”以來，我國感控事業快速發展，但依然面臨著人才短缺、學科建設、投入不足、待遇低和晉升難等問題。感控科作為成本部門，不能為醫院帶來直接效益，而且投入后往往看不到直接效果，這就造成很多醫院對感控科的經費投入不足、人員配置不足。

在當下諸多醫療機構中，感控科的定位不統一、不明確，有的獨立設置，有的則屬于醫務科、護理部、預防保健科下設部門，不能充分發揮指導、監督全院做好感控工作的作用。其實，早在2006年頒布的《醫院感染管理辦法》中就明確要求，住院床位總數在100張以上的醫院應當設立醫院感染管理委員會和獨立的醫院感染管理部門。劉冠賢說，感控科應該是有專業性質的職能科室，既能為院領導做決策提供專業意見，又能對醫院感染及其相關危險因素進行監測、分析和反饋，監督、指導各科室落實各項感控措施。

“院感必須高度重視，醫院所有的工作到最后都應該經過院感的把關。”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民進浙江省委會主委、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院長蔡秀軍將院感部門比如為“紀委”。蔡秀軍建議，將二級以上醫院感染病診治、微生物病原體檢測、院感控制結合起來，研究搭建“三位一體”的大感染學科。同時確保每200~250張床位配備1名專職感控人員。

劉冠賢建議推廣感控督導員制度。他說，目前廣東二級以上醫院均設有感控督導員，共有15981名。醫院根據規模大小，設置10~30名專職感控督導員。感控督導員原則上從具有豐富經驗的感控醫生、感控護士中遴選，經培訓合格后開展工作。其工作職責一方面是在隔離病區，通過實時監控系統等觀察、指導隔離病區的工作人員正確穿戴和摘脫防護用品、診療操作，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另一方面，感控督導員也負責對醫院各科室的院感防控工作進行巡察、監督和指導。在劉冠賢看來，感控督導員要在院長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成為醫療機構院感第一責任人的“眼睛”和“耳朵”，“只有看得清，聽得清，問題查得出來，才能盡量避免感染事件的發生。”

補齊公共衛生短板

眾多代表委員表示，在后疫情時代，重大突發傳染病和公共衛生服務是醫院未來要補齊的一個短板，無論是理念、意識還是實踐都要進一步增強。尤其是，對以診療服務為主業的醫療機構而言，需要在儲備的基礎上，實現日常診療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功能的快速轉換。

蔡秀軍在履職調研中發現，很多醫院都有傳染病房、傳染病大樓，有傳染病的時候用上了，沒傳染病的時候就空著，有一家說每年要貼1500萬元做維護。于是，他提出了“平戰結合”的思路，即傳染病區既要滿足“戰時”快速反應、集中救治和物資保障需要，又要充分考慮“平時”職責任務和運行成本，推動公共衛生和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改革發展。此舉將極大推動公共衛生服務與醫療服務高效協同、無縫銜接，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在武漢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有些臨時征用的病房根本沒法實現理想化的改造，比如負壓病房等。在武漢重癥救治一線奮戰了近兩個月的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醫院院長葛明華深刻感受到了這一窘境。他說，平時沒有重大預警時，對醫院來講，相應的工作量并不大，但是一旦出現就會非常重要。而公立醫院需要一直有成本來保障公共衛生服務，將來發熱門診標準化建設等方面也需要比較大的投入，希望政府能夠給予適當支持。

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衛生健康委主任郭玉芬的建議直指醫防融合的短板。她說，大醫院的臨床醫生往往被臨床事務纏身，許多專家還要承擔教學、科研、學術交流等任務，很難騰出精力開展公共衛生相關工作，這也是導致醫防融合機制難以有效建立的障礙之一。建議國家層面盡快拿出加快落實分級診療制度、全面推行分級診療制度的有力措施，真正控制和減少大型醫院病源，力推“小病在基層、常見大病不出現、疑難病癥再轉診”的分級診療目標早日實現，確保大醫院的優秀專家有時間、有精力參與公共衛生工作，完成公共衛生相關工作任務。

郭玉芬給出了讓臨床專家騰出精力開展公共衛生相關工作的3個支點：一是通過醫保報銷等限制手段，強制推行家庭醫生制度和基層首診、逐級轉診制度，小病必須先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就診，由家庭醫生首診，確有必要轉診的患者再逐級轉診到縣區級、省市級醫院就醫。二是同步取消大醫院普通門診，大醫院不再面向普通門診患者開放號源，除急診之外的門診患者必須通過基層醫療機構逐級轉診，才能到大醫院就醫。三是根據各地、各級醫療機構實際服務能力，確定鄉鎮（社區）衛生院、縣區醫院、市級醫院能夠承擔的分級診療病種，屬于分級診療病種的疾病，不得轉診到上一級醫院就醫。

具體到公立醫院，蔡秀軍說，加強醫防結合要探索疾控機構和醫療單位共建共管的新機制，比如共建共管腸道門診、發熱門診，疾控機構向同級醫院派駐疾控工作人員，建立疾控部門對醫院上報信息的反饋機制，實現信息雙向流動，協同構建疫情監測防線。

劉冠賢建議，增加資金和資源投入，促進醫院感染預防與控制的信息化建設，建立大數據平臺，提供院內感染事件的監測、發現、溯源和追蹤能力，提升院內感染事件風險研判與應急處置技術創新，挖掘專業發展方向，提升醫療機構在公共衛生事件預防和應對中的處置能力。

變動中守護初心

新冠肺炎疫情對公立醫院常態化改革發展帶來了新機遇，也給出了不少提示。

診療和服務模式的改變是最直接，也是最大的變化。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智慧醫院和互聯網醫院建設、預約診療等改善醫療服務成果，在應對疫情、滿足人民群眾就醫需求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國家衛生健康委近日也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完善預約診療制度加強智慧醫院建設的通知》，順勢推動建立完善預約診療制度、加強智慧醫院建設。

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焦雅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分時段預約診療已經推行了好多年，但是這次在疫情期間，遠遠要大于平時工作推進的力度，這需要老百姓理念的轉變。在景區和一些博物館或者是餐館，其實在很多領域都在推行預約的方式，同樣在醫療領域也面臨未來醫院管理的形式和服務診療供給模式的轉變。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國際醫院院長陳仲強說，推動雙向轉診、預約診療模式，這即是醫改的任務，更是疫情防控的需要。擁擠不堪的運行狀況，是醫院面臨病毒傳播的很大隱患。醫院作為高風險環節，如何建立有效的疫情防控常態化模式并保證正常醫療服務極為重要，建議政府對醫院門診施行預警機制，對醫院服務進行總量控制。同時，發揮醫聯體的功能，提升社區醫療服務中心的作用，引導專家下沉，并對醫院內診療流程進行再造，盡量減少人員交叉。此外，加快互聯網醫院建設，改變醫療服務模式等，采用多種綜合措施與手段徹底轉變大醫院人滿為患的狀態。

“武漢也提醒我們，醫院單體規模未必要搞得特別大，但是一定要多院區的模式。由于是多院區，在發生了疫情的時候，可以快速轉換成一個單獨院區，作為重癥收治的定點醫院。” 焦雅輝曾對媒體表示。對此，蔡秀軍表示，按照我國目前的現狀，單體醫院規模應該控制在1500張以內，最多不超過2000張，這是最合適的。“如果太大了，管理上容易出現問題，人都認不全，怎么管理。”

“出現疫情之后，有一種聲音認為，要建更多的大醫院。針對這次疫情防控中所暴露的問題，我認為當務之急是要盡快加強基層衛生防疫，具體落實醫療機構和公衛機構的如何融合，落實各自的責任主體，提升綜合防控能力，堅決防止疫情反彈，守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內鏡科主任醫師王貴齊說，“疫情期間，患者擁擠在大醫院造成本來醫療資源較為豐富的武漢短時間內產生了醫療資源的擠兌，其實是說明分級診療制度還沒有完全落實。如果現在再去建大型公立醫院，又將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把基層的人才、資源又都吸走了，將來網底很可能又是千瘡百孔。我國醫療行業發展重點還是要強基層。

葛明華也表示，公立醫院改革要成功，必須把基層做強，這是最主要的。基層不強，分級診療實施不了，公立醫院改革一定也成功不了。

當下，除了疫情帶來的主動改變，公立醫院還要面對諸多常態化的考驗。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人民醫院院長宋張駿說，今年年初陜西省醫用耗材加成全部取消，這就倒逼醫院將更多精力放到醫療技術水平提升、提高服務水平上。同時，公立醫院績效考核的全國統考依然在，也是對醫院發展的一種鞭策。另外，醫保的收付費改革也對醫院提出了新要求。這些都是公立醫院需要下大力氣做的工作。

其實，無論診療模式、服務模式、客觀要求如何變化，作為醫療服務的主體系，公立醫院發展都是為了能向高質量邁進，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高質量的衛生健康服務。

文：健康報首席記者姚常房

編輯：彭艷

審核：曹政 閆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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